日前，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组织召开专家研讨会，共同学习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结合国务院批复武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有关要求和省市相关工作部署，研究谋划“武汉行动”，共同推动武汉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我局陆续推出各位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以下为厦门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院长何子张的发言内容（根据会议记录整理，已经专家审阅同意）。
厦门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院长 何子张
一、转变城市发展理念：从“劳动力城镇化”到“家庭城镇化”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深刻指出，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是新时代城市工作的主线。当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达68%，近2亿流动人口中普遍存在的“单身或家庭分离”状态，“劳动力城镇化”形成孤身在城里打拼，挣钱回乡养家盖房的低效积累模式，也造成留守妇女儿童等巨大的社会问题，更不利于拉动消费形成内循环。破解这一困局的核心，在于推动城镇化模式从传统的“劳动力进城”向深层次的“家庭城镇化”根本性转变，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建设人民城市。“家庭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特征，也是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工作方法。在构建城乡资源挂钩的机制下，地方可率先探索实践路径：例如，通过成立地方国有企业主导乡村地区的生态修复与国土整治，同时允许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农民，自愿有偿退出其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等资源权益，农民由此获得的补偿转化为在城镇安居的“启动资本”，用于购买或租赁保障性住房；而部分退出的乡村土地指标则可注入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库，为城市发展提供空间支撑。推动“家庭城镇化”对流入地城市可以培育更为庞大的消费市场和提供稳定的劳动力供给，为内涵式发展注入强劲的内生动力，从而提升城市竞争力。
二、转变城市发展动力：从“土地财政”到“资源资产化”
“土地财政”作为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成为快速城市化时期中国城市发展重要的融资来源，曾经是助推中国发展的重要动力。随着近年来房地产下行，依靠“土地财政”驱动城市发展已经难以为继。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我国城市发展已进入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新阶段。当前，大量低效闲置空间资产亟待盘活，其范围涵盖城市内部国企及部门持有的老旧厂房、低效楼宇、市政设施，以及城乡非核心生态区、乡村地区长期沉睡的潜在资源。究其根源，核心在于国有空间资产缺乏系统性评估、考核与市场化盘活机制，导致资产价值被低估、流转困难；同时，传统规划对存量空间关注不足，乡村地区详细规划供给短缺且调整成本高昂，严重制约资源转化。破解之道在于全面推进“资源资产化”战略，自然资源作为城乡发展的关键要素，可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实现“自然资源资产化”，将构筑中国城市发展的新动力，实现特色发展。
一是城市空间，应强化规划政策引导，助力国企盘活低效资产，释放内在价值；
二是农业与生态空间，应以国土整治和生态修复为工作抓手，促进自然资源适度规模化经营；
三是乡村空间，关键在于创新弹性化规划编制与管理，并配套“组合供应（土地+设施）、资产归集（整合碎片资源）、产权识别（明晰权属）”的政策工具包，系统性破解落地难题。
通过一系列精准施策，将低效空间资源有效转化为驱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新动能。
三、转变城市工作重心：从“空间生产”到“城市运营”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城市工作重心将更加注重治理投入。在新发展阶段，城市工作的重心从建设转向城市运营，更加强调从提升城市整体性、宜居性、安全性和智慧化的角度策划新城市建设项目，开展城市更新运营工作。未来的城市建设，特别是新建项目需进一步聚焦于补足系统性短板。推动这一转变的落地，首先要更加强调城市运营体系的构建，要求政府培育具备全周期能力的城市综合运营方，其运营能力将成为决定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其次是建立政企合作机制，政府角色需从直接决策项目建设更多地转向法规政策供给、开发运营评价和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资源规划部门的首要任务也随之转变为帮助识别城市中可市场化运营的空间资产资源，为城市高效运营奠定基础。同时，改革规划方法与配套政策，建立运营前置的项目决策程序，资源规划系统要补足运营策划的能力。此外，亟须调整政策法规壁垒，高度重视公共空间资源的盘活运营，使空间利用规则更灵活高效，切实适应精细化运营的实践需求，最终构建起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可持续城市运营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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