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全方位深层次加速演进，全球贸易规则正在重塑，我国将从过去出口—创收—消费的循环转向消费—创新—输出的循环，从“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模式转向“内需主导型”经济模式，对标美国、欧洲等中部城市，比如以内需经济为主的美国，机场货邮吞吐量前5名城市中有3个都位于中部城市，超过了全美1/3的航空货邮吞吐量，国内货运量占比达到87.6%，中部城市芝加哥铁路货运量占全美比例超过34%，初步估计未来中部地区贸易物流潜力将是现在的10倍之上。武汉要充分把握好国内大循环发展带来的千载难逢的机遇，抢抓内需型贸易物流中心建设机遇，吸引商贸业、制造业、金融业、科技产业等各类产业布局，从而加快建设中部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商贸物流中心、对外交往中心和长江航运中心，加速推进武汉“五个中心”建设。

借鉴医疗领域的“预防-保健-诊断-医疗-康复”五阶段理念，构建城市全链条治理模式。一是风险“预防”，提前规避各类“城市病”，预判各类风险（比如人口流失后城市的设施过剩风险、产业发展风险、土地债务风险等），通过建设韧性城市预留弹性应对风险变化。二是设施“保健”，夯实“城市筋骨”建设，比如骨干交通、地下管网、防洪排涝等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城市“体检”，运用人工智能AI监测交通、环境等“城市体征”，及时发现问题。四是精准“治疗”，针对产业空心化、交通拥堵等各类“病症”，制定规划策略，实施精准治疗。五是运营“康复”，注重城市建设后长效城市运营机制建立，让城市持续“焕发活力”。

当前城市发展进入瓶颈期，规划不是“不重要”而是“更重要”，规划理论、理念、技术手段和治理方式都要进行创新才能适应新的发展需求。一是规划理论方面，传统规划依赖城乡规划学、工程技术学、美学等，而现在要整合土地经济学、公共财政学、风险管理学、法律政策学等多学科知识，要懂经济测算、债务模型、风险评估、政策手段等，通过建立“存量规划实验室”，整合规划、土地、经济、政策等领域人才开展规划理论革新，把实践上升到理论层面，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法论。二是规划理念方面，传统规划的核心使命为“开发空间资源”，而现在转变为“优化空间治理”，规划不再是制造更多图纸，而是提供城市发展的动力源，规划从“土地财政附庸”到“城市治理核心”的重构，是规划的专业价值和理念重新回归——作为“决策支撑者”，提供城市发展新动力，防范城市发展系统性风险；作为“公共利益守护者”，确保财政投入产出的最大化；作为“治理平衡者”，在复杂博弈中寻找最优解。三是规划技术方面，要从“经验判断”转向“数据驱动”，运用AI算法实现规划方案的动态模拟与效果预评估，辅助科学决策，让规划更科学、更精准。四是规划治理方面，要从“被动管控”转向“主动赋能”，一方面要坚守规划理想，越是经济下行困难时期越不能随意调整规划，不能破坏规划整体性，要坚持规划延续性，确保“一张蓝图干到底”；另一方面要主动创新各种方式方法和手段，充分利用各类资源，让规划理想得以实现，比如将空间规划与投融资规划、产业规划深度耦合等，确保“理想蓝图”与“现实需求”的动态平衡。

当前城市发展面临的最大难题便是资金缩减，传统“土地财政”模式难以为继，但这恰恰倒逼我们转变思路——从“资源管理”升级为“资本运营”。一是建立“城市资产负债表”，全面梳理政府掌握的各类资源资产，包括土地、基础设施、特许经营权等，通过REITs等金融工具实现“资源-资产-资本-资金”的良性循环。二是创新“空间价值实现”机制，在轨道交通站点周边、重点功能区、滨江滨湖等价值潜力区域，通过片区综合开发、增值收益分成等方式，充分释放前期公共投资外溢价值和生态价值溢出红利，反哺城市建设。三是打造“政策杠杆”体系，改变政府大包大揽的传统做法，通过容积率奖励、开发权转移等政策工具，“以小博大”撬动社会资本参与，用市场的逻辑、金融的思维破解资金困局。

当前城市发展已进入资源整合、合作共赢的新阶段，必须打破传统“政府主导、单打独斗”的发展模式，制定行动计划要有利于构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新型合作生态。一是要有利于吸引企业来武汉投资兴业，出台激励政策，创新政企合作模式，实现优质项目优先供地、优质企业优惠税收、优质产业优待配套、优质人才优享服务、优质成果优厚奖励；构建“全周期服务”保障体系，建立从项目谋划到落地运营的“全过程”服务机制，优化城市营商环境，让市场主体放心投资、敢于投资。二是要有利于吸引国内国外顶尖设计机构来谋划武汉发展，依托武汉“设计之都”品牌优势，集聚全球智慧资源，在历史文化街区更新、滨水空间营造等关键领域，引入国际一流团队，实现“国际视野+本土智慧”的有机融合。以更加开放包容的胸怀汇聚发展合力，以创新务实的举措破解现实难题，以合作共赢的理念开创城市未来。